本报记者 吴晓璐

　　9月5日，浙江证监局发布一份内幕交易罚单，作为某地方政府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，赵某刚内幕交易“明牌珠宝”获利37.89万元，最终被证监会罚没287.89万元。

　　《证券日报》记者据公开信息不完全统计，今年以来，证监会和地方证监局开出内幕交易罚单68张（含2张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），同比明显增多。同时，年内查处的内幕交易呈现四大特点：内幕交易领域呈多样化、上市公司“关键少数”带头、“窝案”频发、内幕交易可转债。

　　受访专家认为，整治内幕交易“顽疾”，需要防打并举。防范方面，需要加强上市公司合规管理，从各方面各环节减少内幕信息泄露；打击方面，需要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，对内幕交易行为进行精准识别，并加强合作，共同打击内幕交易行为，此外要尽快完善内幕交易的民事赔偿制度，提高违法成本。

　　打击力度加大

　　据记者统计，上述68张罚单的处罚对象涉及1家上市公司和87名自然人，合计罚没金额超过6亿元，对内幕交易的打击力度明显加大。

　　谈及今年内幕交易罚单增多，浙江六和（宁波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、律师张志旺对《证券日报》记者表示，一直以来，内幕交易是资本市场的“顽疾”，随着我国法律的完善、大数据的运用和打击力度的加强，内幕交易的处罚也随之增多。

　　从年内证监会查处的内幕交易案来看，有四大特点。首先，内幕交易领域呈多样化。并购重组依旧是内幕交易重灾区，与此同时，定增、分红、分拆上市、业绩预告等领域内幕交易增多，还有2例是避损型内幕交易。其中，有4份内幕交易罚单涉及定增，如于某因工作原因知悉福日电子定增的内幕信息，汪某政在内幕信息敏感期与于某等联络接触，2人内幕交易“福日电子”被合计罚没6370余万元。

　　其次，上市公司“关键少数”带头内幕交易。如赣锋锂业董事长、时任总裁李某彬在赣锋锂业筹划收购江特电机时，安排赣锋锂业时任董事会秘书欧阳某，利用“赣锋锂业”证券账户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交易“*ST江特”股票，最终，江西证监局对赣锋锂业和两人罚没502.11万元。

　　再如8月20日，新莱应材公告称，收到江苏证监局下发的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，认定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李水波构成建议他人内幕交易违法情形；时任董事会秘书郭红飞，公司副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朱孟勇，财务部门工作人员贾巧玲、方丰，构成内幕交易违法情形。江苏证监局拟对5人罚没767.43万元。

　　再次，内幕交易“窝案”频发。8月份，广东证监局对涉内幕交易科达制造开出5份罚单，在科达制造筹划控股子公司安徽科达分拆上市敏感期内，科达制造员工、中介机构人员等5人内幕交易科达制造，被广东证监局罚没892.12万元。8月下旬，证监会对涉内幕交易荣盛石化开出4份罚单，在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入股荣盛石化敏感期内，4人内幕交易荣盛石化股票，被证监会合计罚没1477.14万元。

　　最后，内幕交易可转债。1月份，山西证监局对张某、余某东内幕交易“本钢转债”“攀钢钒钛”“凌钢股份”“凌钢转债”开出罚单。其中，在鞍钢集团重组凌钢集团敏感期内，2人同时内幕交易“凌钢股份”和“凌钢转债”。最终，山西证监局对2人罚没587.21万元。

　　提高内幕交易违法成本

　　今年以来，对内幕交易的刑事追责力度加大。例如，7月份，某上市公司发布公告称，公司控股股东已收到了法院出具的《刑事判决书》。因犯内幕交易罪，控股股东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四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90万元。同时对控股股东的违法所得32.73万元依法予以追缴，上缴国库。

　　8月份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召开证券期货犯罪审判情况新闻通报会。据介绍，该院共受理证券类刑事案件47件，其中，内幕交易、泄露内幕信息案42件，成为当前审理证券犯罪案件的“第一大罪”，占全部受理案件的89.36%。

　　“随着证券法的修订、刑法修正案的出台，我国关于打击内幕交易行为的立法体系已日趋完善。”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智斌对《证券日报》记者表示，在执法层面，日益隐蔽、复杂的内幕交易手段，对于执法部门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，执法部门应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，并加强合作，共同打击内幕交易行为。

　　张志旺表示，需要防打并举。在防范方面，交易信息的酝酿、形成和披露，涉及各环节及不同主体，应落实信息源头的合规管理；在打击方面，对有内幕交易嫌疑的行为应及时查处，另外完善内幕交易的民事赔偿制度，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，让内幕交易行为人在民事上承担应有的责任。

　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波对《证券日报》记者表示，要加强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，加大对内幕交易举报等政策的宣传力度，严格执行刑事移送、刑事立案标准，更有力地震慑内幕交易。